药酒千年：从周官酒正到唐宋药典的技艺流变-泡酒说

一、周代酒政与医学分科

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青铜方彝，内壁刻有 “酒正” 二字。这个官职始设于周代，专司酿酒管理与药酒调配。《周礼》记载酒正需 “辨五齐三酒”，其中 “醴齐” 即为加入草药的药酒。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甲骨中，有 “以椒酒祭神” 的记载，证明当时已将花椒酒用于祭祀与医疗。

更令人称奇的是周代医事制度。宫廷设 “食医” 掌管饮食营养，将 “酒” 列为 “六饮” 之首。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医学器具中，发现了用于温酒的青铜卣，内壁残留着草药痕迹。考古专家推测，这是当时为贵族调配药酒的专用器具。这种将饮酒纳入医疗管理的制度，比古埃及早了近千年。

二、汉唐典籍中的药酒体系

1. 汉代医案里的药酒实践

《史记・扁鹊仓公列传》记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医案：济北王患 “风蹶胸满”，服三石药酒而愈；苗川王美人难产，饮莨菪酒顺利分娩。这些案例表明，汉代药酒已从经验走向临床，《五十二病方》中 33 个用酒方，涉及内服、外熨、丸剂等多种剂型，其中 “以醇酒渍韭兰” 治疗蛇伤的方法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。

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创立 “红兰花酒”，用酒煎红花治疗妇人血气刺痛。这种 “酒煎入药” 的方法，开创了药酒制备的新路径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简中，有 “漆叶酒” 的详细制法 —— 将漆树嫩叶与黍米同酿百日，用于治疗关节痹痛。现代研究表明，漆叶中的有效成分在酒精中溶解度更高，证实了古人的智慧。

2. 唐代药王的药酒革新

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收录 80 余首药酒方，创立 “酒醴” 与 “风虚杂补酒” 专节。这位唐代药王不仅记录了 “五加皮酒” 祛风湿、”枸杞酒” 补肝肾的配方，还首次提出 “酒性热，久服伤神” 的警示。在陕西耀县药王山碑林，保存着宋代复刻的 “千金药酒碑”，上面刻有 “屠苏酒” 的炮制方法：”赤木桂心七钱五分，防风一两，以绛囊盛之，除夜悬井底，元旦取出煎酒”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唐代药酒的国际化。长安西市的胡商酒肆中，出现了用波斯茴香、印度肉豆蔻泡制的药酒。日本遣唐使将《千金要方》中的药酒方带回本土，形成了平安时代的 “汉方酒” 文化。在正仓院保存的唐代文物中，有刻着 “药酒器” 字样的鎏金银壶，证实了当时药酒的精致化与国际化。

三、宋元药典与工艺突破

1. 宋代活字印刷推动药酒普及

北宋汴京的书坊里，《太平圣惠方》的活字印版正在赶制。这部官修医书收录药酒方 100 余首，其中 “紫苏酒” 的制法首次详细记载：”紫苏叶二两，水酒各半煎服”。活字印刷术让药酒知识冲破宫廷围墙，杭州、成都的民间药铺开始按方配药，《梦粱录》记载南宋临安有 “药酒名店三十余家”。

北宋窦苹的《酒谱》是首部系统论述药酒的专著，书中提出 “酒为药引，药借酒行” 的理论。在山西应县木塔出土的辽代医籍中，发现了 “牛膝酒” 的炮制流程图，从药材清洗到封坛发酵，共 12 道工序，展现了当时药酒工艺的规范化。

2. 元代饮食与药酒融合

忽思慧的《饮膳正要》开创了营养学与药酒结合的先河。这位蒙古族太医将草原马奶酒与中原药材结合，创制 “羊羔酒”—— 用羊肉、山药、糯米同酿，既保留游牧民族风味，又具温补功效。书中记载的 “虎骨酒” 炮制法要求：”虎骨酥炙，浸酒百日，每服一盅”，这种长时间浸制的方法，至今仍是名贵药酒的标准工艺。

大都城的回回医药机构中，出现了阿拉伯药酒配方与中医的融合。在波斯医书《回回药方》中，记载着用葡萄酒浸泡沉香、没药的 “顺气酒”，这种中西合璧的药酒，成为元大都多元文化的缩影。

四、明清宫廷与市井药酒

1. 明代御酒房的秘制药酒

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里，记载着明代御酒房的 “长春酒” 配方：黄芪、人参、当归等 20 味药材，用黍米酿足三年。这种专供皇室的药酒，在《明宫史》中记载 “每岁冬至日进御，可延龄固本”。而民间则盛行 “屠苏酒”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其配方 “大黄、桔梗、赤小豆，以绛囊盛之，除夜悬井中”，清明时节的江南，家家户户都要饮 “雄黄酒” 驱邪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收录药酒方 200 余种，其中 “桑椹酒” 的制法尤为精妙：”桑椹捣汁，与曲米同酿，色如琥珀，能补肝肾”。这位明代医药学家强调 “浸酒宜用磁坛，忌金属”，现代研究表明，金属容器确实会影响药酒的药性，证明了古人的经验智慧。